本文通过应国墓地出土柯史簋铭文的解释，揭示了西周晚期柯国贵族嫁女儿于唐国的历史事实，并对柯国、唐国历史进行简单考索，同时提出了柯史簋辗转流传于应国的可能途径与方式。"遣策"中有关服饰的记录是真实的西汉服饰名称的记录。本文在对汉墓出土"遣策"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有关西汉服饰的几点认识：西汉较为普遍的服饰称谓主要有"襌衣"、"複衣"、"裳"、"裤"、"襦"、"袭"、"袍"等；西汉服装已经有"楚服"和"汉服"之分；"巾"、"帻"在西汉中晚期即已出现；"袍"的称谓在西汉早期已出现；"襜褕"的称谓在西汉中晚期仍在使用；"遣策"中似乎均缺失关于死者随身所穿的衣物的记录；以死者生前所穿衣物为敛服或随葬的现象普遍。年9月，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西高皇一鱼塘内打捞出一批青铜器，共有5种12件，即鼎5件、盨4件、盘1件、匜1件、车辖1件。其中1件铜鼎和2件铜上铸有铭文，应为西周中晚期应侯见工墓被盗之物。
依据葫芦沟墓地中存在的空白地带可将其划分为北、中、南三区。该墓地的中、晚期阶段出现了不同的墓向、葬式和随葬品。墓地还体现出性别和年龄在区划社会集团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葬入的人群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而作为人类繁衍的基本单位，即或父母加上子女的这种家庭因素则明显弱化。
新考古学的诞生为现代实验考古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世纪5年代以来，冶金考古学者在矿石的开采和加工、金属冶炼和铸造、金属制品的加工和使用等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实验考古研究，为解决古代冶金技术、复原古代冶金活动及其组织形式、探讨冶金活动与环境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本文以四个铜和铁的冶炼实验考古案例为例，对冶金实验考古的发展历程进行初步讨论，认为国外学者在青铜冶炼、块炼铁冶炼和特殊钢铁制品模拟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国内学者在青铜铸造和黄铜冶炼等领域的工作亦具有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国内工作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参与对象、学科参与度等方面都存在局限性，需要进一步开展更多的工作。
在田家英小莽苍苍斋旧藏中，有一通陈奂致冯桂芬的信函。这封信是扬州的杨亮托陈奂向主持修纂《两淮盐法志》的冯氏说情，以便续聘杨亮等人的。结合现存几封杨亮写给陈奂的信件，基本上可以勾勒出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即杨亮、陈奂两人实际上并无深交，只不过是在之前不久才相识于南京的博山园内的。基于这样的交情，就能请托这样重要的事情，从而反映出当时底层文人学者的生活状态，实在是潦倒穷愁。而陈奂作为当时两江总督的座上客，他的这种请托，无疑应该是具有一定的效用的。至少，在杨亮眼中，可能比其老师姚莹，一位在任官员，更有效力。否则，他也不会在相识不久之后，就发出这样的请求。不过，即便如此，这封信发出之后，到底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现在已经不太清楚了。但信中涉及的《两淮盐法志》一书，事实上因为太平军的攻陷江南，并没有修成，在此后不久就陷入了停顿。因此，即便是陈奂的这次请托，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事实上杨亮的生活也依旧不会有多大的改善。李孜、宋氏墓志1983年出土于河南省沁阳市王召乡李大人庄，分别刻于明弘治元年(1488年)和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现藏沁阳市博物馆。李孜生于永乐五年(147年)，卒于弘治元年。历官锦衣卫经历、马邑令、县丞。后因其子为官获封兵部武选主事、武库员外郎。其妻宋氏生于永乐二年(144年)，卒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初因夫君为官获封孺人，又因其子为官获封安人，进封宜人。其子李鉴天顺六年(1462年)中举，成化五年(1469年)进士及第，初授正六品兵部武选主事，后晋从五品武库员外郎。成化二十一年，官正五品武库郎中。后又晋为正四品太仆寺少卿。李大人庄因李鉴为官而得名。本文通过对两方墓志的研究，考证了李孜夫妇的生平及李孜的为官理念。志文部分内容可对方志、史书纠误、印证和补充。志文所涉张睿、沈固、焦芳、李东阳等均为明代中期重臣，对研究其时社会、和经济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宋氏墓志的书丹者为明代大书法家姜立纲，足见其价值非常，弥足珍贵。河南灵宝新出的张须陀墓志，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这位隋末名将的家族世系以及其仕宦经历、婚姻以及在荥阳战殁后的情况，可以补充《隋书》、《北史》张须陀传记记载的不足，具有较高史料价值。1年3月，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新乡市西环路河南全顺线材有限公司新建厂区工地上发掘一座大型砖室墓，经现场清理后，共出土遗物45件，有陶壶、罐、猪圈、铜车马饰件、半两钱、五铢钱、剪轮五铢等。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的特征分析，该墓的时代应为东汉晚期。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东汉至三国时期的姜城城门遗址中出土一具大型石兽，其制作年代在东汉末期，在同时期的城门遗址中尚属首次发现，意义重大。其出现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一方面，本地区东汉晚期以来流行的墓前石雕虎形翼兽是其形象的直接来源，而这些石雕翼兽可能与中原文化的输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有关。另一方面，该地区当时为汉、夷、羌的交接处，据相关文献记载，此种城门石兽与该地区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心理有关。东汉末年，该地区汉夷关系一度紧张，汉人根据夷人畏惧神灵怪兽的心理，在城门口放置大型石雕虎形翼兽，用来威慑夷人。而此种石兽则在夷人的反叛中被破坏，汉族官吏的颂碑也多次被凿毁，整个城门也毁于兵燹。该石兽、石碑、城门遗存及其毁坏痕迹为当时汉夷关系的一种物证。雅安地区特别流行此种大型有翼石兽或许也与这种历史背景有关。每个朝代的衣冠之制，不但是权力的象征，而且事关的合法性与皇权的神圣性。古代帝王在自己的冕服上所寄注的思想、意志、情感一览无余。古代羽翎作为冠冕佩饰，一般是帽后飘摆。据目前所见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羽翎作为配饰刚开始固有其等级象征意义，但未成定制。汉代文献记载，从战国时代赵武灵王到秦汉皇帝，皆有将羽毛赐予武将作帽盔装饰以示英武之举。北朝时期出现了用山雉尾条装饰头盔的情况。元明之际朝鲜的李朝流行的汉语教科书中也出现了鸬鹚羽毛制成翎子以做装饰的记载。到了明代，官服冠冕始缀天鹅翎。清初的文献记载从侧面证明羽翎佐饰冠冕的观念仍存在。清代羽翎作为冠冕佩饰，带有深深的萨满文化烙印。在古代经学礼制构建视野中，冕制流变始终重视"义本礼经"，这也是清朝正统意识和新政心态的重要体现。其冕服制度设计深受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服制经验和制度创建程式的影响。花翎作为官服配饰也体现着奖惩的示范意义，有着重要的制度规范导向。
汉代是我国煤炭利用的个高峰期。河南汉代煤炭利用及开采技术趋于完备，燃用技术日臻成熟，实现了多领域、广地域、规模化开采利用；煤炭成为商品，产供销链形成，开采利用产业化发展，标志着古代煤炭业基本形成，煤炭利用进入新阶段；这种状况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历史必然。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洛阳及周边地区燃煤遗址的集中程度、燃用的普遍程度为全国所仅见，代表了汉代的**水平。但煤炭的利用并未改变"以柴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有限。
新发现的汉中平五年雒阳县男子□□卿买地铅券是冥世的土地私有权凭证和早期道教实施镇墓安魂、驱鬼解谪活动的遗物。买地铅券的实质是镇墓文，它袭用阳世土地买卖契约的格式，注入了冥间隔断死生、厌镇鬼神的内容。
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时代的过渡时期，嵩山南北的地缘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变革，洛阳盆地内考古学文化产生了剧烈变化，二里头文化的来源及其形成的社会背景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嵩山东南麓煤山类型文化孕育了"新砦期"遗存，并直接导致二里头文化在洛阳盆地的出现，这里的聚落结构表现出对立冲突的格局，对文化交流起了促进作用，社会和文化中心的转移伴随着-早地域国家的出现。
南阳市三杰房地产公司住宅小区M49为西汉晚期墓，形制为双凸字形竖穴土坑墓，由双墓道和东西两室组成。墓中出土大量的青铜器和原始瓷器，为研究南阳汉墓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西域文化的影响是白瓷在华北初步发展的一个历史要素。早期白瓷从视觉形式上讲，具有模仿西域银器和玻璃器的特征；从技术上讲，得益于西域碱金属玻璃配方及碱釉技术的渗透。从北朝后期至隋代，粟特人和突厥人在中亚丝绸之路上的合作，极大地促进了西风东渐，这是早期白瓷的时代背景中-重要的因素。
许昌博物馆现藏有汉代文字瓦当、云纹瓦当和人面瓦当等，大部分属东汉时期，个别可能早至秦至汉初，晚至曹魏初期。有些瓦当的细部做法为其他地区少见，可补资料之缺，亦可彰显其独特的历史价值。
本文通过对《通史陈列》及其三次大修改的回顾，对一些相关问题进行反思。认为《通史陈列》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按社会经济形态分期，以历史为内容，以文物为佐证，以辅助展品为必要手段，展示自远古迄清朝的历史概貌，是以教育为目的的历史陈列。
城是我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元素。在距今约8年的新石器时代，我国环壕聚落就已出现，因地域的不同而功能各异。北方地区只是起到边界的作用，而南方地区和中原地区主要是为了防水。城址出现于距今约6年~5年的仰韶时代，三大地区城址的发展各自独立，并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但其产生都与环壕的发展密切相关。1年7-9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水利工程，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对淅川新四队墓群进行了发掘。其中MM24均为长方形竖穴墓，葬具为一棺一椁，出土陶、铜、铁等质地随葬品38件。推测M24年代为战国晚期，M16年代可至秦代。这两座墓葬的发掘为中原与楚交界地区战国及秦代墓葬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12年河南博物院在偃师市征集到一组汉代彩绘乐舞百戏陶俑群，共23件。这组俑群均为灰陶质地，基本完整，彩绘多有脱落，其中男乐俑19件，百戏俑3件，女舞俑1件。这一组陶俑对我们研究探讨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实物佐证。
《唐令狐览墓志》志主五代祖令狐德棻，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州)人，唐朝史学家，主编《周书》，参与编撰《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等。志主令狐览，史籍无载，以门荫补元陵挽郎，后步入仕途，从内局丞至同州长史，凡9任，以德，治亦有声；夫人河东薛氏，无子，有女4人。会昌二年(842年)冬因病终于京兆府鄠县封峦乡长乐里之郊，享年78岁。次年合祔于京兆府万年县鲍陂里夫人之旧茔。墓志详述令狐氏世系及志主令狐览一生，印证史实，补正史书缺漏，不仅是研究令狐氏家族的重要资料，也为研究唐代的门荫制度、挽郎问题提供了新资料。本文结合史料对墓志进行详实考证，对令狐氏之衍变也进行了论述。
董其昌《昼锦堂记》书画卷为清内府珍藏并著录的书画作品。昼锦堂遗迹是宋代园林艺术的重要代表；而董其昌《昼锦堂记》书画卷则是对昼锦堂艺术意境的还原与深化。对二者的同时解读，对理解古代园林艺术理论真谛大有裨益。
目前所知汉代带有"蜀郡西工"或"蜀西工"刻铭的铜器为数不多，但这些铜器高贵奢华，主要供御用，并随着赏赐等再分配流向其他地区，-具示范效应，在汉代青铜器风格的形成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本文通过讨论"蜀郡西工"铜器品类形制的来源，认为蜀郡西工造作的铜器，在蜀郡所处的巴蜀地区先秦考古发现中并无渊源可循，这些器物并不是巴蜀传统铜器自然发展演变的结果。进而结合与其风格相近的鎏金银刻纹铜器进行详细检视。通过铭文、器形、工艺、空间分布及其渊源等方面，指出在这看似"一统"的面貌下隐藏着细节差异，总结分布形态，分析来源与背景，追踪产地线索，认为其中部分来自成都、江苏、湖南等不同产地。从"蜀郡西工"铜器入手，本文探讨和展现了汉代大一统背景下，手工业管理及地方传统共同作用下汉代铜器风格的形成。4年到1946年，国民教育部组成学术审议委员会，制定《著作发明及美术奖励规则》，先后组织了6届学术评奖。其中，抗战时期的学术审议委员会经历了两届，主持了五届学术评奖。在这五届中，共计评出获奖作品241项，其中一等奖15项，二等奖71项，三等奖155项。另外，还有29项作品获得奖励，时称"奖助"。国民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即时设立国家学术奖，旨在奖励战时科研工作，激励战时学术研究；学术奖励评选机构的组成及其整个学术评议过程公开透明，比较好地体现了公正性与**性，获奖作品**、前沿，得到学界普遍认可，没有产生任何争议；抗战时期国家学术奖的设立，在全社会产生了积极效应，引发了战时奖励学术研究的热潮，促进了战时学术研究，对提高国家抗战软实力、实施文化抗战产生了重要影响。
根据对内蒙古巴林左右旗、辽宁北镇地区辽代皇陵遗址的调查，结合文献记载和以往的研究成果，认为辽陵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点，但也有和宋陵等相近的时代共性，并且对于后来的陵墓制度有明显的影响。辽陵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本文结合近年来出土的战国文字材料，对《说文》古文进行重新解读，纠正学者对某些古文的误解，对部分古文的来源提出了新的认识。
通过对后唐天成四年(929年)《重修定晋禅院千佛邑碑》进行笺释，纠正了清代学者毕沅、王昶等就碑文作者、禅果寺始建年代、时任安国军节度使为何人等做出的误判，并对僧稠禅师与禅果寺之关系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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