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学术界对先秦货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字的释读与地望的考定等方面,对先秦货币铭文中出现较为频繁的数字却极少关注。本文在系统整理这些数字的基础上,按照货币铸造时间的先后进行分述讨论,涉及数字的使用方式,数字铭文的渊源、作用以及不同纪数法之间的差异等问题。文化的交流归根结底是人的交流,而人的交流促进跨文化理解和相关项目的成功。博物馆之间的人员交流构成业务工作的重要一环,是博物馆对外的"窗口"。随着博物馆跨国人员专项交流的日益频繁,提前做好策划工作是项目成功的保证。而仔细研究参与者的交流意愿是策划工作的重要抓手,同时也要顾及国情的差别。在交流过程中,牢牢把握住博物馆自身的特色,展现博物馆的业务能力是项目的重点。只有这样,参与交流的博物馆才能成功传递关键信息,避免交流内容浮于表面、流于形式。规划较长期或者多次交流的项目也可以达到深入交流的目的,但这也要求策划工作者有意识地增加具体业务沟通活动的比例。博物馆跨国人员专项交流是短期集中式的沟通活动,需要提前做好研究和策划工作来保证项目的有效、有序、有目的开展。世纪的荷兰画家伦勃朗创作了大量的自画像、肖像画和宗教画等。他还创作过一些以神话故事为主题的绘画作品,虽然数量较少,但大部分都是极为动人的佳作,具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其中,-杰出的油画作品有《书房中的女神密涅瓦》《达娜厄》和四幅《花神芙罗拉》等。这些出色的神话题材作品反映了伦勃朗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体现了他在肖像刻画和人物情感把握上的才能,其中许多画作因为蕴含着深刻的情感内涵而令人印象深刻。本文结合伦勃朗的艺术生涯,对其所作神话历史画题材和艺术风格进行梳理。
古代城墙基础,多是先挖基槽,然后再填土夯筑,宋代以前多为素土,宋以后增加了砖瓦夯层,并出现了木桩、睡木、石板(块)等加固技术。木桩有竖立与横铺两种,主要是为了加强地基的承载力与整体性。石板或石块,可使基础更加坚固。这些加固措施,有时又相互配合,如木桩之上往往铺以石板,木桩有时打入夯土中,等等。这些城基加固技术,和现代建筑地下桩基、地下钢筋网等功能相似,只是材料不同。
景云之先祖出自芈姓,系以谥为氏,为楚景平王之后。西汉初年,作为汉高祖"强干弱支"措施之一,景氏被迁至关中。汉高祖平定异姓诸侯王之后,其中一支景氏族人被再次迁徙到蜀地,并发展成为当地望族。
主要从博物馆信息化经营理念和信息化建设助推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角度,对于数字系统概念、设计架构理念,数据的产生、构成、分类,"数字系统"和"藏品管理系统"业务工作中的分工协作关系,实际工作当中的应用经验总结,以及有关问题的解决对策方面,进行叙述和说明。据《三国志·魏书》记载,魏明帝死于景初三年,少帝继位后,仍称当年为景初三年,但次年则改称正始元年。"景初四年"的年号实际上并不存在。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盘龙镜为东渡的工匠在日本制作,因不能及时得知魏朝皇帝改年号之事,所以在铜镜的铭文中使用了"景初四年"的年号。9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河南汝州市煤山遗址的西部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现龙山时期的土坑竖穴墓6座。墓葬分有二层台墓和无二层台墓两种。出土遗物以彩绘陶器为主,器类有壶、豆、罐、杯、碗等。遗物有石家河文化的因素,因此墓葬的埋葬习俗应受到石家河文化的较大影响。5~26年,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对长乐宫六号宫殿遗址的主体建筑及其附属建筑进行了发掘。附属建筑分两部分,均由殿堂、廊道、散水和院落组成。从出土遗物看,该建筑始建于西汉初期并一直沿用到王莽时期。根据发掘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六号宫殿遗址应是长乐宫的前殿旧址。1年初,对东苕溪流域商代原始瓷窑址进行调查,共发现3多处窑址。同年3~11月,对南山窑址进行发掘,共揭露3条窑炉、8个灰坑、2个贮料坑、1条水沟和若干个柱洞,出土大量原始瓷器。南山窑址是一处商代几乎纯烧原始瓷的窑场,为探索瓷器起源、原始瓷产地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7年以来,对山西翼城县大河口墓地进行了发掘,已清理多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棺椁,墓主多为仰身直肢。大中型墓以随葬青铜器为主,小墓以随葬陶器为主。这处墓地墓主的国族名为"霸","霸伯"是权力拥有者。大河口墓地的发掘对于研究西周分封制度、器用制度和族群融合等具有重要意义。98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成都龙泉驿区青龙村的一座砖室墓进行发掘。墓葬为较大型的长方形双室券顶砖墓,墓圹平面呈"亚"字形,两墓室均由封门墙、墓室、棺床、耳室和肋拱组成。此墓是迄今发掘的除王建永陵之外的级别的前蜀重臣和分封亲王墓葬,为前蜀墓葬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1年,对江苏苏州市木渎古城进行发掘,发现五峰村北城墙和城壕遗迹、新峰村南水门遗迹,以及东、西城墙遗迹等,出土遗物有原始瓷器、陶器等。初步推断北城墙修建于春秋晚期,南水门使用时期为春秋晚期。木渎古城应是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木渎古城的发掘为探索吴国都城所在提供了重要线索。1年,对新疆鄯善县吐峪沟石窟寺遗址进行发掘,清理了5多处洞窟和许多窟前遗迹,以及一处地面佛寺。新发现壁画面积约2平方米,还出土大量文书残片。吐峪沟石窟均是多层式的组群布局,新清理的两处礼拜窟应开凿于公元5世纪前后。吐峪沟石窟寺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古代佛教石窟等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6年至27年,湖北省丹江口市的莲花池墓地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墓葬6座,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随葬品。结合出土器物特征,这些墓葬可初步分为两期。期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第二期为西汉早中期。这批墓葬是研究丹江地区战国晚期楚文化、秦文化和西汉这三段重大历史时期的重要考古学资料。地僦钱是临湘侯国面向全体封户征收的定额税收,是列侯常规收入的一部分。它由郡县委派市掾负责分片征收,再通过一定程序分流给侯国,和汉代食封制度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本文还对地僦钱籍格式做了探讨。先农和灵星是秦汉时期重要的地方农神祭祀。传世文献中对郡县先农祭祀的记载较为简略,本文考察了里耶"祠先农"校券和周家台"祠先农"简。从里耶秦简来看,秦代郡县已出现有规律的先农祭祀活动,其传统应可上溯至先秦。周家台秦简反映的是一种巫术性质浓厚的民间祭祀,与里耶祠先农校券性质不同。灵星祭祀始发于西汉,所祀对象为心宿(龙星)中的一组小星,以祈雨为主要诉求。农神祭祀与农业生产及基层生活息息相关,因此盛于郡县。后代地方农神祭祀多承自秦汉,虽易代而不易。殷墟卜辞中所见的商代之曾,是商王朝外服的附属国族之一。考古学证据表明,叶家山曾国的时代不早于西周初年,而晚商的汉东地区亦难纳入商王朝的统治范围。通过对相关卜辞地名的考订可知,曾之地望并不在商王朝南方的随枣走廊内,而应该位于殷都以东的今山东平阴一带,《左传》宣公十八年的齐地之"缯",与卜辞中的曾当为一地。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寒林聚禽图轴》因存名款,而传为南宋画家高焘仅见的一幅传世绢本设色花鸟画。一定程度上,基于美国学者高居翰认为高焘有可能出仕金源,因此该画现今被归为金代绘画作品。而笔者辨析的观点是:作为见诸南宋画史邓椿《画继》而籍贯川陕抗金重镇(今陕南汉中略阳)的画家高焘,从无史料证实曾叛降金源,高居翰对此亦语焉不详;根据略阳所处抗金战略要冲的地理背景和《寒林聚禽图》本身创作意境,南宋高焘该画仿佛更可能蕴涵抗金时代征候并具有一定积极倾向。这从《画继》作者邓椿与投笔从戎到汉中的爱国诗人陆游的交游,以及《画继》本身著录南渡入蜀画家甚夥的取舍上,也可见当年抗金文学、艺术界的一致性。况且高焘名列《画继》特设的"岩穴上士"篇章,足见他是一位带有高士色彩的隐逸画家;想来同时作为众多南宋略阳抗金军民的一份子,高焘是怎么也不可能沦为主动投敌的伪职画家的。玩其画底寓意,"归鸟"、"聚禽"主题似有民族认同归属感存焉。
嵩山黄河之间的郑洛地区是早期文化的核心和中心区域。在新石器文化晚期和夏商时期,这里形成由许多璀璨夺目的文化史迹和古城古都筑就的文明经典,是构成早期文化的重要元素和衡量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标尺。华文化、夏文化、商文化先后起源发轫于此,是文明的本源圣地,早期华夏文明是由华文化发展到夏文化的历史概括。故文明也称华夏文明、中华文明。
包括相关水系和给排水系统在内的城市用水系统是东周王城的有机组成部分。东周王城郭城外和宫城外都有环绕一周的由河道与人工壕沟构成的城壕。而从瞿家屯遗址可以看出,东周王城城内应有完善的给排水系统,这对于正确认识东周王城的布局形态具有重要意义,还可以进一步深化东周王城的研究。通过探讨城市用水系统,不仅可以从中窥得东周王城的城市布局和规划理念,而且对现今的城市规划也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早在北魏时期巩县窑已经开始烧制白瓷,这是白瓷烧制的萌芽时期。隋至初唐,巩县窑的白瓷进入成熟期,大量白瓷制品是供大众日常生活用的较粗放产品,其中一些精细的白瓷被作为外贸和宫廷贡品。巩县窑烧制的白瓷,也和其他陶瓷品种一样,有一个由粗到精,产生与发展的过程。7年,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发现了我国唐至五代时期名门望族范阳卢氏一支的家族墓地。墓地共出土墓志两方,一方为卢真启墓志,一方为其子卢价墓志。其中卢价墓志已发表,而卢真启墓志史料价值也颇高,为了解和研究唐至五代时期卢氏家族的历史,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
天津地区是19年反击八国联军入侵-主要的战场,关于天津庚子之战研究论著颇多。本文考证了直隶总督裕禄所能调派到天津地区的清军的详细数量(重点是武卫前军和武卫左军)。此外,重点利用山东博物馆馆藏的一组"立体西洋镜画片",结合历史文献、报刊、外国记者笔记等,以物证史,不仅可靠地揭示了联军在战争中使用毒气炮的史实,而且进一步证实天津保卫战直至-后城陷都有义和团成员的参加,他们是抵抗力量的重要部分。故天津保卫战是近代**和民间力量在民族危机中的集中释放,成为全民性的民族战争。
本文对 俈柲冒、包山楚简和郭店楚简中的" "字进行综合分析,认为该字当读作"绥",指古代的一种旌旗 ,俈柲冒之"(率) (绥)"指先行引导之绥。在此基础上,认为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的两件有箍殳,应该是当做"绥"的旗杆来用的。殳自古有有刃和无刃两种,本文认为古代的"绥"应当是在无刃殳上制作而成,而不会在有刃殳上制作。同时指出河南汲县水陆攻战纹鉴画像中首部无戈矛的旌旗就是"绥",曾侯乙墓竹简中的"晋杸"应为北方晋国或晋地形制的"殳"。通过实物比对,-后指出有刃殳起源于南方,属于南方文化传统;无刃殳起源于北方,属于北方晋地的文化传统。南方称有刃殳为"殳",无刃殳为"晋杸";北方称无刃殳为"殳",有刃殳为"锐殳"。后世不解,遂将二者混为一谈。注释中还对楚简遣策中所见之"中干"和"羊车"进行了新的解释。
清末民初鼎革之际,社会体制发生深刻裂变。在古与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中,身负新旧之学的文人大多需要重新寻找自我的身份,而其的路径与形式则因人而异。余绍宋即属其中典型。他自幼秉承传统教育,又曾负笈东洋饱受西学熏陶,入后出任部公职。余绍宋雅好丹青赏鉴,与当时活跃于京华的文人学者多有交往。他曾任部高官,组织宣南画社经年有余,可谓博学通才。余绍宋于192年为纪念其表伯梁鼎芬过世所绘《梁格庄会葬图》,表面看也许只具纯粹纪事意义,但是深究画面内涵与题跋内容、题跋者身份,结合其公余生活整体审视,可以推测,这幅画作背后其实隐含着更为深刻的文化动机与心理诉求。余绍宋所衷心期许的是传统文士身份,他的精神--更多地倾心于传统文人天地。他用《梁格庄会葬图》为逝去的古典时代奏响了一曲挽歌,也为自我的身份认同与价值重塑,编织了一张专属于传统文士天地的意义之网。
新年画运动是新美术个政令化的美术运动,发始于1949年底。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年画就成为宣传的工具,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新成立后,再次选择了-具有群众基础的年画进行改造,使其成为宣传新、建立新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艺术样式。由于政策的鼓励,大批艺术家、文艺团体投入新年画的创作中,产生了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独特艺术语言的经典作品。以宣教为主要功能的新年画运动在2世纪5年代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影响了新美术界其他画种的发展。但是,随着宣教功能被无限放大,艺术家的创作被过分限制和程式化,新年画运动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动力和空间而逐渐走向衰落。本文以这一时期国家博物馆藏新年画文物为据,探讨新年画运动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其特点。
"盘庚迁殷"的个地点应是安阳洹水北岸的洹北商城。这里发现有相当于盘庚、小辛、小乙时代的殷墟文化期的宫殿建筑基址、宫城墙、外城内外基槽及居民点等遗存。其后,由于洹北商城的宫殿建筑毁于火灾,商王室即迁洹南小屯之殷都。这里有殷墟一期的祭祀场所和随葬青铜器的贵族墓等遗存,透露出小屯是盘庚迁殷的第二个地点。
彩绘陶是先入窑烧制成器,再在器物上施彩绘制。我国的彩绘陶兴起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盛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河姆渡文化发现的两片彩绘陶片,是目前-早的彩绘陶片。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更加广泛地团结和组织民众参加民族战争,"农民抗日救国会""农民救国联合会"等农会组织在的和推动下纷纷建立。农会组织的入会条件宽松,凡热心救国之农民均可参加;组建程序大致为先成立各县农会筹备委员会,尔后建立各村农会;组织系统主要分为总会、区会、乡会和村会四级;各地各级农救会干事均由选举产生;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会员缴纳会费、补助以及举行募捐等。各地农会组织进行了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包括开展抗日宣传、组织农民抗日队伍、发动战场救护、站岗放哨、盘查、传送情报、募捐慰劳、破坏日伪据点和交通、配合等。这使其成为抗日"-重要的群众基础和群众柱石",成为抗日救国这一中华民族伟大壮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近年,战国书迹出土数量众多,文字载体品类丰富,其中有简牍、陶器、封泥、玉器、铜器、铁器、石器等。战国文字点画形态变化多端,有曲折凝涩的形象,有流丽明快的形象,艺术表现能力越来越强。简牍墨迹是战国书法文献中宗的材料,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界都把目光投向这批材料,在断代、分域和文字考释等方面都作了深入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随着睡虎地简、包山简、郭店楚简、上博简、清华简等相继发现与公布,为战国书法的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从书法美学角度出发,按照笔画特点、形体结构等对战国书迹进行整理,阐明不同地域字迹风格的差异。运用书法形态学的原理,对简牍墨迹和铭刻书迹的笔法起承转收、笔势的圆转纵伸、笔意的率直稚趣进行具体分析,力求描绘出战国书法艺术的基本轮廓,揭示战国早期至秦统一六国之前书法艺术发展的动向。
周原遗址是西周的都城周。周原凤雏甲组基址是都城内的宗庙。根据"左祖右社"原则,甲组基址右边与甲组基址有墙隔开的乙组基址应是社宫。新发现的位于甲组和乙组基址南4米的凤雏三号基址,周原凤雏甲骨文称"天位",金文称"天室",后世称为"圜丘",主要功能是祭天。"圜",回也;"四方高,下"谓之"丘"。凤雏三号基址正像四方夯土台基高,庭院低下的"回"字形基址。庭院中长方形的铺石遗迹是祭天的坛位。铺石北侧的大型长方体灰色砂岩立石,残高1.89米,大部分和底座埋在地下,象征"地"。残存的顶部平坦,顶上再加一块黑灰色岩石,应是表示山巅之"巅"的象形,巅借为天。立石应是天与地连通的象征物。立石与铺石组成祭天、祭地的"天位"。庭院中心的1余处踩踏面,是周王西向面对铺石、立石的"天位"标志物祭天时所站立的位置。祭天的主要仪式是煙祀,即置牲"玉帛""珪宝"于积柴上而烧之。庭院中若干处烧红的硬面是煙祀的遗迹。出土遗物中的玉器、绿松石片、海贝、漆器、金箔等珍宝之物即祭天时所用的"玉帛""珪宝"。出土的原始瓷和陶器即祭天所用的"陶匏"。凤雏三号基址以南出土的车部件镶嵌绿松石的马车,应是天子祭天所乘的"玉路"。
传统天下观中的""是一个文化概念,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实体。随着建立,的国家属性从传统转型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然而观念的转变相对滞后,内地人视边疆为化外之地的观念根深蒂固。在当时学者的边疆地理研究著述推动下,传统天下观逐步向现代国土观念转型。建立之初,边疆领土问题尚未得到知识界和民众的高度关注,一些学者通过自己对边疆地理的研究试图转变内地人对边疆的淡漠态度。九一八事变后,在外患刺激下知识界形成了研究边疆问题的热潮,涌现出大量边疆地理研究成果,一些学者有意识地就如何建构现代国土观念展开探讨,通过构建国族观念切入国土观念,以民族情感的共鸣唤起国家认同和国土意识,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边疆理论体系。现代国土观念在抗战前后终于得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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