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副刊是抗战时期重庆《新华日报》的重要副刊,是为适应抗战形势,在一些自然科学家和读者要求下设立的。创刊目的主要是为满足抗战建国的需要,主要内容既包括自然科学的一些基本知识,也涉及社会问题。这一副刊存在时间不长,但却具有一定影响,对抗战做出了不少贡献。其停刊则是各种因素促成的。7年国家博物馆正式开展年鉴编纂工作,至今已出版了五个年度的年鉴。根据作者的经验,编纂实践重点把握三个要点:以发展统领年鉴;通过设置多种栏目,体现记述重点突出的特点;在实事求是原则的基础上,注重内容与形式的统注重各年鉴间风格上的一致性。在上述编纂实践中,作者对博物馆年鉴的特点、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规范化问题、校对工作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思考与总结。为了解河南博物院藏三件青铜器的保存现状和腐蚀特征,我们应用激光拉曼、偏光显微等,对青铜器上的锈蚀样品进行了观察分析。结果表明,其中两件青铜器上存在有氯铜矿,即有害的"粉状锈"。同时说明科学仪器分析方法是了解青铜器腐蚀特征的一种有效方法。
俞伟超(1933—23),考古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原历史博物馆馆长,对考古学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值其逝世五周年,刊出一组文章,以示纪念。
为检测后母戊鼎的腐蚀状况,利用X射线衍射(XRD)和激光显微拉曼光谱(LR)分析方法,选取该鼎西南足(以有铭文面为北)的腐蚀产物进行物相分析。结果表明:该鼎足腐蚀产物的主要物相组成为氯铜矿、副氯铜矿和赤铜矿等。氯铜矿和副氯铜矿作为青铜有害锈的主要构成物,在条件适宜的情况下呈现发展和扩散迅速的特性。建议对该鼎及时进行保护处理,或干燥密闭存放。本次分析结果可为保护工作的实施提供依据。
秦公簋、秦公镈铭文中"高引又(有)"后面一字,一直以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各家的看法颇有分歧。旧或释作"庆",或释作"麠"而读为"庆",或释作"麐"而没有解释说明,或释作"麐"又把它与"麟"相联系而读为彣,或释作"麐"而读为"灵",或释作"麐"而读为"庆"。从近些年的相关研究来看,此字释作"庆"或读作"庆"已经成为目前-为流行、被大家普遍接受的意见。本文结合语音以及秦公大墓石磬铭文中的"高阳又(有) ,四方以鼏(宓)平"一句,认为应该读作"令",训作"善",它与"高阳又(有) "的" "表示的应该是同一个词。此外还讨论了与其相关的一些铭文内容。13年江苏扬州发现的隋炀帝墓志意义重大,对确定隋炀帝的终葬时间等问题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从一开始就备受学术界瞩目。发掘者先后公布了四种墓志释文,张学锋教授、气贺泽保规先生等中日学者,对释文进行了补释与商榷,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论述。本文在上述三家释文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补正,认为:志文第二列"太岁"以下只能容纳五个字,应该是"戊寅三月十";第三列第六字为"杨","杨州"的写法在隋唐以前并不鲜见;第六列第二字应该是"异","永异"与"苍梧"之间应该断句;第七列应该是"贞观元年";第八列是"朔十□日";第九列"塟"后两字为"炀(帝)";第十一列第五两字可能是"吴州",北周至隋初时扬州曾称吴州。通过以上补正,整理出了新的墓志释文,希望为隋炀帝墓志的进一步释读及相关研究,提供基础性的参考。焦家遗址发现了丰富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包括夯土墙、壕沟、墓葬、房址和陶窑等遗迹,大量陶器、玉器、龟甲器等遗物。夯土城墙、环绕城墙的壕沟和一大批高等级墓葬以及玉器、白陶和彩陶的发现,表明该遗址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很可能是鲁北古济水流域具有、经济和文化中心意义的大型聚落。清末干路国有政策在推行的时机上操之过急,应当缓图;其推行者盛宣怀所犯的历史性错误在于策略过于强硬,缺乏灵活性;方法上的错误集中体现为股本摊还缺乏眼光,斤斤计较,与民争利。考虑到该政策在后所取得的截然不同的良好效果,加上--铁路国有趋向的大势,可以得出结论:干路国有政策是在错误的时机、由错误的人、用错误的方法推行的正确政策。塔作为一种建筑形式,起源于印度的"窣堵坡",是佛教高僧埋藏舍利、遗骨、遗物的建筑。古代和东亚地区的佛塔与佛教的传入有关,是印度"窣堵坡"与木构重楼结合的产物。由于年代久远,早期的楼阁或木塔已没有实物保存,人们仅能在考古出土的汉代明器陶楼与墓室和石刻壁画资料中对其面貌有所了解,此外是对考古发掘的佛塔遗址的复原研究。本文通过对5-6世纪北魏平城思远寺、龙城思燕寺、洛阳城永宁寺和东魏北齐邺城赵彭城佛寺塔基的比较研究,探讨了这个时期佛寺木塔建筑形制结构的异同特点和发展变化,为研究这个时期佛教建筑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大云山汉墓区为西汉代江都王陵园。为了解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出土用材,对大云山汉墓13个取样的用材进行了鉴定,鉴定结果为柘树、锥木和竹子,三种用材均适合作为用材。1年冬,洛阳市伊滨区诸葛镇1号安置小区内出土了一盒墓志,记载时代先后跨越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志文内容涉及后汉李崧冤案、北宋李昉渊源等较多历史问题,起到了很好的证史、补史的作用,对研究这段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1年1月至211年1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建设,郑州大史学院考古系对荥阳后真村墓地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清理出唐至金代墓葬共1座,其中唐墓2座、宋墓7座、金墓1座,部分墓葬出土遗物较为丰富,为唐宋时期丧葬习俗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王景荃主编《河南佛教石刻造像》,网罗式地收录诸多河南佛教单体造像,为学界提供了丰富、详实的参考资料。笔者认为,其中刊布的荥阳大海寺遗址出土二十余件唐代石刻菩萨像,属于武周至晚唐各个阶段遗物。这组菩萨像很可能基于《维摩诘所说经》卷1《佛国品》制作,旨在于建立一个由菩萨行而成就的佛国净士,劝化并饶益一切众生。
寺东高聚落遗存位于古圃田泽中的高台地上,文化遗迹和遗物较丰富,文化层堆积包含了西周晚到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矮三足盘等遗物具有鲜明的郑文化特色。
半拉山墓地经过精心规划和营建,在地表积土为冢,墓葬和祭祀遗迹均建于人工土冢上。共清理土坑墓、石棺墓和积石墓78座,祭坛1座,祭祀坑29座。墓地在晚期阶段出现功能分区,墓葬区位于南部,祭祀区位于北半部。此次发掘首次完整揭示出红山文化晚期积石冢的营建全过程,为研究积石冢的修建提供了新资料。
由于出土材料较少,魏晋时期高桥马鞍的具体结构长期以来不明确。朝鲜半岛与日本出土的类似马具遗物可以作为重要参考。笔者结合中外的考古资料,对高桥鞍的结构进行了复原,并对高桥鞍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探索。
先秦货币中的铭文涉及到了上古时期4余个地名,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货币上的铭文不一定是其铸造地。不仅如此,先秦货币地名中还普遍存在着仿铸、"同地异名"与"同名异地"等现象。本文通过考古出土材料印证了上述观点,希望能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编钟是先秦以来历代宫廷雅乐必备的"编悬"乐器,被奉为"八音纲纪",也是清朝宫廷礼乐的重器。编钟专用于清宫礼乐规制的中和韶乐,是天地尊神和帝后皇权身份的象征。为此,清朝宫廷不惜重金、不计成本,大规模地铸造编钟,并根据各处坛庙、宫殿不同的场所和使用功能,在材质、规格、纹饰上进行了区分,有清一朝更有着历时性的变化。然而,一则由于编钟实物或流散四方或深藏禁宫,世人难以一睹真容;一则由于《律吕正义》及后编、《皇朝礼器图式》《钦定大清会典图》等清朝礼书存在着失载、误载之处,编钟究竟是如何具体使用的,长期以来不为人所知。本文通过细致辨析现存编钟实物,并与清会典、造办处档案等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揭示清宫编钟使用的真相,订补文献记载的不实之处。
江西瓷业公司是清末成立的新式窑业公司之一。柯逢时的奏折《开办江西瓷器公司折》尽述其成立缘由,并启发我们对其进行深入探究。江西瓷业公司的成立几经波折,其生产与经营有别于景德镇之旧工业,引进了新式公司组织形式,且兴办瓷业学校;公司将清御窑厂纳入其景德镇总厂之中,在一定时间内承担起向清宫廷供瓷之责任。
全形拓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早期,金石僧六舟为创始阶段的代表人物,由他制作的此类作品是所知保存至今-早的全形拓原件。六舟的全形拓技法多种多样,至少包括颖拓、翻刻椎拓、原器椎拓及补绘等,他以其中一种或多种方法结合来制作作品。六舟制作全形拓的本意,是为了方便金石学研究,在当时的金石学界享有盛誉。六舟进一步将全形拓与画相结合,创作了一种全新的绘画形式。他借此表现金石文字传千秋而不朽的顽强能力,并尝试以补绘花卉的方式来赋予它们崭新的生命。全形拓及全形拓入画还深深地影响了19至2世纪的美术界,成为当时非常流行的美术形式。
河南省南阳市八一路44号楚国贵族墓中发现了两件蔡侯申簠。本文结合相关材料,对蔡侯申簠的制作时间以及蔡与楚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该器应是蔡昭侯为蔡申联姻赠送给蔡女的陪嫁礼物,其时间应在公元前518年到公元前56年。
黄胄是我国近现代人物画大家,他一生以大量速写为绘画创造根基,开创出一条与科班画家迥然有别的全新绘画之路,在海内外有深远的影响。黄胄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早年拜师赵望云学画、协助其创办《雍华》图文月刊、两次到河南"黄泛区"写生,这些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也决定了他不平凡的艺术人生。本文试以黄胄协助赵望云创办《雍华》图文杂志为线索,通过比较详实的资料解读其当年负责《雍华》杂志的种种历史情况,并对其"黄泛区"写生及早年多方面的艺术成就做一定的讨论,抛砖引玉,以俟更多的**学者关注研究黄胄早年的艺术成长经历。
娘娘寨遗址位于荥阳市豫龙镇寨杨村西北。5年4月至21年1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建设,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5余平方米,发现一批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水井、灰坑等遗迹,同时出土一批陶、石、骨器等。这次发掘为夏文化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也将对探讨该遗址与荥阳姑二里头文化城址的关系有所帮助。
聚落考古包括对单个聚落、聚落与聚落之间以及聚落演变过程的研究,对单个聚落的研究是聚落研究的基础。新砦遗址的聚落考古实践表面,在大型遗址上开展聚落考古需在明确遗址分期的基础上树立聚落考古意识,制定收集相关图像资料、开展地面踏查和聚落群调查、寻找遗址中心区和重要建筑以及开展多学科合作等技术路线。
戈体援与胡夹角之大小直接关系到戈、戟的使用功效,其变化是戈、戟形制演变的一个重要方面。《考工记》指出了援与胡夹角过大或过小对戈、戟功能的危害,并提出"倨句外博"的技术要求。本文运用力学分析的方法,对"戈体已倨已句二病"进行阐述,并对已有注释进行分析。《考工记》"戈体已倨已句"是指戈的两种功用对其形制的要求。也是对青铜戈、戟形制演变规律的技术总结。5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关林皂角树村发掘一座晚唐时期墓,出土了一批精陶瓷器、铜器等。其中的一件三彩炉为同时期墓所不多见。
杨府山土墩墓出土的青铜礼器、乐器和的年代和性质,对探讨南方地区文化的互动、交融乃至民族的交往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该墓所出鼎、簋、铙、短剑等的具体分析,可以断定这应是一批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南方系青铜器,时代应在商末周初,墓葬的年代-晚应为西周早期。6年,对经石峪摩崖刻经及周边题刻进行考察,共发现37处题刻,其中7处为古代题刻,未见于金石著录,加上仅见于金石著录的6处题刻,以及《金刚经》刻文本身,总共44处。对这些题刻进行文字、图像及地理信息等记录,为分析《金刚经》及周边题刻的历史、宗教、意义及艺术风格提供了条件。94年,在山西长治市故漳乡魏村抢救性清理了一座仿木结构砖室墓。墓室平面近方形,北、东、西壁各有3个壁龛。墓内未见人骨及随葬品。墓内南壁和券顶有壁画,内容为木碓、石磨与"二十八宿"星斗图。墓室四壁均镶砌砖雕,内容为二十四孝人物故事,还有金代天德三年纪年题记,为研究孝道文化提供了新资料。8~29年,对中国香港屯门扫管笏遗址进行发掘,发现商至西周时期活动面及与之相关的灶址、房址、手工业作坊址和灰坑、墓葬等,东周时期的活动面及与之相关的手工业作坊址等,以及汉代墓葬1座,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铜器等。该遗址的发掘,为深入解读不同时期中国香港古代居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提供了重要资料。99年,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新店子墓地发掘墓葬56座,出土大批铜、石、陶、骨、金器等。墓葬形制可分竖穴土坑、洞室、偏洞室三种,绝大多数存在殉牲现象。墓葬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此墓地与岱海、鄂尔多斯地区的同时期考古遗存既有共性,又有一定区别。墓地居民可能从事一种较为发达的游牧经济。3年秋,通过对新砦遗址东城墙的解剖,可知龙山文化时期将原已存在的自然沟填平修建城墙,外侧扩建护城河。新砦期早段,修整龙山晚期城墙,并在此基础上夯筑早段城墙。新砦期晚段,城墙向外扩展并得以新建,同时向外扩建了新的护城河。新砦期晚段的城墙和护城河毁于二里头文化时期。8年发掘的置度村八号隋墓保存较完整,规模较大,为带长斜坡墓道的单室砖砌壁画墓,由墓道、甬道、壁龛、墓室等部分组成。随葬器物较为丰富,包括大量瓷器、陶器和隋代五铢钱。特别是其中一组瓷侍女俑和伎乐俑较为罕见,制作精美,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此墓属隋代晚期,墓主人可能为品级较高的官员。96年和23年,在内蒙古凉城县小双古城墓地共发掘墓葬15座,出土了较为丰富的陶、铜、骨、石、金、玉器等。墓葬形制以偏洞室为主,也有少量竖穴土坑墓,大部分存在殉牲现象。这是在岱海南岸首次发现的东周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墓地,从其文化内涵分析,应属于此阶段存在于岱海地区的三类考古学文化遗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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